乡音
应磊
相逢
直到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，我在这座岛上学会了两种英语：English是关于达意，放之四海而皆准；Singlish则是关于抒情，单单关乎一个人与一座岛的近密。
C教授第一次和我单独聊天的时候是这样开场的：“应，我想了解一点你的背景，你来自哪里……”他略一停顿，“香港？”
Alamak！我听见心里一声惊呼。“难道我说话有粤语腔？”
“噢，不是，因为你说英语带着英国口音……”
“原来如此。”我释然，“可以说，我是从英国人的前殖民地来的——不过，是另一个地方。”
住在五湖四海的纽约，听惯南腔北调的英语，让人觉得，与特定的语言相比，口音这样东西，是既纤弱又深固，既微妙又直白。学了一种外语，几年不用，遗忘便背叛先前的努力；但纵使少小离家，到鬓角霜白，仍是乡音不改。然而奥妙非止于此。口音如发肤面庞——而不像指纹血型，不像基因——它与生俱来却又可资斧凿，根深蒂固却又富于弹性。它穿越时间凝结成型，却又在时间的风蚀里挥发变化：从不轻易改变却又从不拒绝改变。至少，如果贺知章的故乡只有一个、乡音只有一种，那么我则在自己复调的口音里，听见不止一个故乡的回响。
在新加坡做记者的时候，别人一看我的面孔，就知道我是外乡人；我要是说我在这岛上都住了十多年啦，对方多半还是将信将疑。最直捷奏效的是开口讲Singlish，三两句方言或马来话，立竿见影，马上缩短距离。在异域跑新闻，写另一个国度的人们的故事，我常常想，若说绝大多数工作我都胜任愉快，那是多亏了Singlish：不是一块用完即丢的“敲门砖”，而是同一屋檐下，我和身边的人们所共享的屋宇和庭院。
直到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，我在这座岛上学会了两种英语：English是关于达意，放之四海而皆准；Singlish则是关于抒情，单单关乎一个人与一座岛的近密。
离开岛国后，已经有七八个月的时间没说过Singlish了。显然，让新加坡人打开话匣子甚至打开心扉的沟通方式，对美国人是完全无效的。有一次我径自冒出一句“no need lah！”，让对方、一个家住新泽西的美国人瞠目结舌。结果很窘，我俩同时语塞。
自此之后，以往想也不想便直接溜出口的一些音节和语词，有意识或无意识地，渐渐被一种内在的无言的回响所取代。比如lah，leh，lor，huh，hor，meh之类，每每唇际勒马，自动蒸发；肚子饿了，听见暗暗一声makan；在图书馆里mug，边读边叹，so cheem——何止cheem，某些大哲著作非cheemology不能形容，哪怕像我这样kiasu，有时也几欲拍案：Cannot tahan！
有一些Singlish的说法，或许侥幸的，在英语里找到了对应的表达方式。比如wahlau，大致折合“oh my god”；促急的“For wat？”，只要倒过来、末了拖长音，变成“What for?”，一样可让美国人心领神会。可诸如此类的“跨语际实践”毕竟有限。有一次在校门口的星巴克买咖啡，突然忆起从前组屋楼下的kopitiam，当下体味，从kopi到coffee，岂是语言学上的“语码转换”（code switch）所能概括？
口音是听觉意义上的身体的延伸，是岁月的烙印，地缘与记忆的回响；它是被透析却又被萃取的人生之旅，铭刻我们的出生地，也记载一生漂泊的历史。刚到纽约的时候，在岛国习以为常的说话习惯，骤然间变成了时空错位的遗骸；然而我知道，这些不曾说出的语词，不再演练的音声，并不就此消失遁形。它们只是暂时喑哑的符码，记忆里休眠的火山。就像每次打回家的电话一接通，我马上开始说起南京话，同样的，当我重新踏上这座岛屿，另一套语码就会全部苏醒。或者，甚至不必身临其境——
有一天我碰翻了桌上的一大杯水。我和室友的书桌靠在一起，桌上堆着书和笔记。当我手忙脚乱地去抓纸巾时，嘴里蹦出一连串“索——厘！索——厘！”我的室友一愣，旋即莞尔。
“老实说，”我后来试图自圆其说，“当我说‘I am sorry’的时候，也许我并没有那样不安；可当我说‘索—— 厘！索——厘！’的时候，天哪，那表示我真的非常非常抱歉！”
